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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当回归其本来面貌

发布时间: 2019-08-13

  《苏州通史》先秦卷,叙述的是苏州最早历史时期先于秦代以前的苏州历史文化。

  三山岛位于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东南太湖中。1985年5月,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和当时吴县文管会等,在三山岛西北端清风岭下一溶洞前的湖滩沙砾石层中,发现一处面积约500平方米的旧石器地点。同年12月,上述单位等对三山岛旧石器地点进行了发掘,出土石制品5000余件。对苏州来说,其重要意义更在于:它将苏州文化的上限,推至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因此,三山先民可说是苏州最早的原始先民;而旧石器时代的“三山文化”,不但是苏州最早的原始文化,同时也是目前已知太湖地区远古文化的源头。

  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序列,经过多年工作,已确定为马家浜、崧泽及良渚三项相承袭的文化。其分期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而良渚文化则属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苏州境内的新石器文化,至今已发掘多处。其中上述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为:马家浜文化以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的“草鞋山遗址”等为代表、崧泽文化以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苏州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等为代表、良渚文化以列入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常熟练塘罗墩村的“罗墩遗址”及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昆山张浦赵陵村的“赵陵山遗址”等为代表。

  泰伯,《论语泰伯》篇作此,而《诗经》及《左传》作“大伯”,《史记》作“太伯”。泰伯为周族部族始祖后稷的后代。商末,因部族首领继承权问题,泰伯与其弟仲雍(又作虞仲)南奔至太湖流域并立国勾吴(《史记吴太伯世家》记为“句吴”)。泰伯去世,君位传于其弟仲雍,后传至五世周章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史记吴太伯世家》)即周武王克殷灭商后,寻找太伯、仲雍后人,找到已为吴国国君的吴五世周章,故因而封之。显然,周初对周章的分封乃是为西周分封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周初的重大历史事件,首为分封“封建亲戚”。这是一个对后世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钱穆《国史大纲》予以高度评价说:“西周三百年历史,最重要者为封建政体之创兴。”五世吴王受到西周朝廷“封之”表明:是时吴国作为与西周王室有着血缘关系的姬姓诸侯国已为西周中央王权承认,从而具有行政和宗法的双重意义。行政上,它表明是时吴国已纳入了西周朝廷的行政范畴;宗法上,它表明周人奔自江南这一支脉的归宗。

  春秋早、中期时的霸主政治,其标志事件即为齐桓公称霸。其后,晋文公、楚庄王相继成为霸主。而晋、楚两霸组织起的政治、军事集团为争夺主导权不断交恶,既成为学者们所说的“晋楚两国的历史是一部《春秋》的中坚”(童书业:《春秋史》)也构成了那一时期列国制定生存原则即国家战略的主要依据。十九世吴王寿梦前,因地缘因素,吴国为楚国属国,并以“附楚自保”为国家战略。

  公元前585年,第十九世吴王寿梦执政。时值晋、楚争霸处于战略对峙之时。逃晋楚臣申公巫臣因个人恩怨而请求出使吴国,成为晋国“联吴制楚”战略成形的助推动力。对晋国的“联吴制楚”战略,吴王寿梦从中感受到吴国崛起的机遇,故欣然接受并制定相应的“联晋抗楚”战略。至此,吴、楚反目,而在与楚国的战争中,吴国崛起于东南。

  寿梦去世后,第二十世吴王诸樊、二十一世吴王馀祭继承并守成于寿梦制定的“联晋抗楚”。这两位吴王为此分别死于楚人箭下和越人刀下。正是在这一时期,吴王诸樊做出了对其后苏州城屹立于东南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诸樊南徙吴”,从而使“吴”之地域,成为后世苏州城的历史先声及最早雏形。

  第二十二世吴王馀昧、第二十三世吴王僚父子时,对“联晋抗楚”即呈现出战略调整迹象。它表现为:其一,这一时期吴国在与楚国的争夺中继承寿梦制定的“抗楚”战略,且在对楚战争中几无败绩。其二,在与晋国集团的中原列国关系中,吴国表现出“拒盟”调整态势。其标志性事件即为吴馀昧十五年(前529),晋国拟重建集团并召集列国诸侯会面,并告之于吴国。为此,晋昭公纡尊降贵到良地打算会见吴王,但吴王馀昧以水路不通婉辞而拒,从而反映出吴国“联晋”战略已处于相应的调整期。正是这一调整思维,导致当年晋国试图恢复集团而召开平丘盟会时,吴国拒绝参加。

  诸樊之子公子光以“专诸刺王僚”的暴力方式夺取王权并成为第二十四世吴王阖闾后,在历代吴王经略且吴国国家综合实力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吴国完成了从一个地区性有影响的诸侯国向春秋后期崛起国转变的过程。是时,吴王阖闾适时提出“强国霸王”即“兴霸成王”的国家战略,既意味着吴国“联晋抗楚”战略调整的结束,也意味着吴国“兴霸成王”战略的转型与开始。正是在吴国“兴霸成王”战略转型过程中,阖闾采纳伍子胥的“立城郭”建议,并“委计”伍子胥筑城苏州城应运而生(赵晔:《吴越春秋》)。

  公元前496年(吴阖闾十九年)吴王阖闾伐越战死,第二十五世吴王夫差为阖闾复仇而伐越时,《史记楚世家》记载的吴国“不西伐楚”与《国语吴语》记载夫差“有大志于齐”,即已表明吴王夫差将吴国“兴霸成王”战略调整并落实、定位于“北进争霸”上。在强盛国力推动下,“北进争霸”成为吴王夫差视野更为宽广的霸业追求,也使得吴国在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首次也是唯一地构筑起了吴国的势力范围。吴王夫差的“北进争霸”乃是为争夺中原地区的主导权,但这一并不成功的历史实践背后,却凸显出了它在文化上的意义,并使得它成为春秋时期中国南北文化交融并留下诸多丰富史料的平台。吴夫差十四年(前482),当吴王夫差在黄池企图以春秋早、中期霸主政治的规范样式以盟会形式将其在中原地区主导权的霸主地位予以固化时,发生吴都被越军攻入事件,从而使得黄池盟会成为吴国由强转弱并断崖式衰退的转折点。而吴国北进,为这一时期越国“韬光养晦,卧薪尝胆”的国家战略留下了运作空间。值吴王夫差黄池返归后,遭受重创的吴国,其国家战略本应顺时转变为生存第一。尽管吴王夫差在利用熊胜作乱楚国等方面也为吴国生存而有所作为,但其不谙变通的个性导致其杀庆忌,从而丧失转圜空间。再者,被掏空了的吴国经济,使得历史也不再给他任何转寰时间了。因此,吴、越争霸的对抗结果,是在两国国家战略的体系对抗中,吴国输给了越国。

  吴灭国后,尽管作为政治实体的吴国已不复存在,但苏州城却依然向后世延续。而历经吴地入越后,吴地相继入楚。战国时春申君黄歇治吴,修复因战火而成“故吴墟”的苏州古城。其间,黄歇造“楚门”(袁康、吴平:《越绝书》)及“改破楚门为昌门”(张守节:《史记正义》)。所有这些,也构成“苏州城墙春秋时建、战国时重修”的历史命题。而这一文献记载的命题,亦经考古印证。这些考古活动是:其一,1957年南京博物院主持的平门考古(南京博物院:《苏州市和吴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1年第3期);其二,2005年苏州博物馆主持的平四路考古(王霞、金怡、姚晨辰、周官清:《平四路垃圾中转站抢救性发掘简报》,刊于苏州博物馆编:《苏州文物考古新发现苏州考古发掘报告专辑(20012006)》,古吴轩出版社2007年出版);其三,2011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阊门北码头等古城墙的考古勘探发现战国时期堆积层(2011年6月17日《苏州日报》刊《苏州阊门北码头古城墙下发现战国时堆积层》一文及同日《姑苏晚报》刊《阊门北码头城墙遗址发现战国堆积层》一文)。

  因此,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表明:苏州古城历经1957年“平门考古”及随着该考古报告《苏州市和吴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在《考古》1961年第3期上发表,“二重证据法”下的苏州古城,实已完成其文献与考古相契合的学术论证。其后的考古,仅不过再次证明并形成考古学上的证据链而已。苏州古城建于春秋,这一认识其实并无创新,只是延续历史的传统观点而已。所谓存国粹、正人心,历史当回归其本来面貌。王者心水高手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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